七十六载风雨行 （长篇传记连载之七十八) 第四章：“二砂”记忆之十八 ——我当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记者 王守安 在创办《河南工人创作》、筹办《河南工人》杂志的那些日子里，有一件事至今想来仍倍感珍贵，格外值得追忆——那便是奔赴广西边境，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采访。  

   那是1979年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四。当时，省总工会宣传部指派我前往信阳，采访当地一家大型国有骨干企业——信阳木工机械厂。这家工厂的突出特色，是在党委领导下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得力，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热情高涨。信阳地区工会将其先进事迹材料上报省总工会后，引起了省总领导的高度重视，这才专门派我前往调研采访，要求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报告文学或通讯，给定的时限是采访加撰稿共计半个月。 我从郑州乘火车抵达信阳后，地区工会特意安排了一名姓徐的干事和一名司机，连同一辆吉普车全程为我服务。抵达企业后，该厂工会主席丛会滋全程陪同采访，各项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。我深入车间班组实地调研，组织并参与了多场座谈会，从基层一线搜集到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。连续加了两个夜班后，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稿，我仅用三天便完成了。  

   彼时，对越自卫反击战已于2月17日正式打响。当我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于2月25日攻克越南重镇高平的捷报后，一颗心被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紧紧牵动，当即萌发了奔赴广西边境采访的强烈念头。于是，我立刻给顶头上司、宣传部杜庆仝部长打了电话，郑重提出了赴边境战地采访的请求。 没想到杜部长当即明确反对，严肃地说我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，还提醒我前线管控严格，根本无法靠近，搞不好会被当成特务扣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更何况战时边境局势复杂，采访危险性极大，一旦出现意外，他承担不起这份责任。我连忙向他解释，我持有河南省总工会的正式采访介绍信，还有《机械周报》特约记者证，只要通过组织正规派遣，参与采访理应不成问题。至于安全问题，我承诺一定严格服从指挥、遵守战地纪律，绝不擅自行动，而且只在后方医院采访，绝不前往一线战场。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想为浴血奋战的部队和战士们，写下他们的英勇与担当。 杜庆仝部长见我态度坚决、心意已决，便将此事向省总工会张子光副主席作了汇报。张副主席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，性格豪放爽朗，听闻我主动请缨奔赴边境采访，对我的勇气十分赞赏，当即表态同意。他还特意让杜部长给信阳地区工会主席打电话说明情况，协调地区工会为我开具了一封致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的公函，明确我的身份是《河南工人创作》主编，此次前往广西是为采访部队英雄事迹、开展创作，恳请对方协助联系并给予工作便利。 

   随后，信阳地区工会为我购置了一张前往南宁的硬卧火车票。经过近40个小时的长途颠簸，我顺利抵达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。下车后，我第一时间找到了自治区总工会宣传部，宣传部的同志得知我的来意后，十分热情，当即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沟通协调。党委宣传部反馈，刚与军区政治部取得联系，恰好有一批当地新闻媒体记者和广州军区《战士报》记者，即将前往前线后方医院采访。就这样，自治区总工会专门派车将我送至军区大院，我与其他5名记者汇合，在一名军区政治部干事的带队陪同下，乘坐一辆中吉普，向着边境采访地进发。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，是距离南宁西南约200公里的龙州县。这座小县地处中越边境线，战地医院就设在风景秀丽的丽江畔。这里既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重要突破点，也是前线伤员的集中收治地之一。在这座医院里，我们采访了许多光荣负伤的解放军指战员——他们中有男有女，有干部有士兵；有的来自城市，有的来自乡村；有冲锋陷阵、浴血奋战的一线勇士，也有坚守后勤、保障供给而负伤的模范。他们的伤情各不相同，有枪伤、炸伤、烧伤、灼伤、摔伤，有的因此截肢、失明、失聪、毁容，有的内脏受到永久性损伤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不惜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。     在这家医院，我最先采访的是解放军某部一名双腿被炮弹炸断的排长。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封女儿寄来的信，那是部队出发前，上小学的女儿从故乡寄来的，信封里还夹着几片故乡小河边的柳树叶。他把这封信珍藏在贴胸的内衣口袋里，怀揣着对祖国、对故乡、对亲人的挚爱，毅然奔赴战场。不久前，在和战友们攻占越军阵地后的防御战中，他指挥全排坚守在被炮火烧焦的堑壕里，一次次打退敌人的反扑。激战中，他的双腿被炮弹炸断，当场昏了过去，鲜血染红了半截身子。醒来时恰逢战场停火间隙，他颤抖着掏出这封信，凝视着信笺与柳叶，仿佛看到了女儿稚嫩可爱的小脸。随后，他把这封信在战壕里一一传递给战友们传阅，而后拖着断腿，继续指挥战斗……那一刻，我感动得热泪滂沱，当晚便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催人泪下的抒情诗《柳叶》。 我的第二次采访对象，是两名年轻的战士。年纪小的刚满19岁，年纪稍大的也不过21岁。在部队发起冲锋时，小战士的肩部和腿部被敌人子弹击穿；年纪稍大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，头部、胸部、腹部、肩部、腿部多处负伤，其中腹部的伤口严重到肠子都流了出来。即便如此，这两名年轻的士兵，凭借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和永不磨灭的信念，拖着重伤的身躯，互相鼓励、彼此搀扶，忍饥挨饿、日夜爬行，途中还顽强地消灭了一股越军散兵。经过4天3夜的艰难跋涉，他们才被我方后勤部队发现获救。彼时，两人已处于极度饥渴、严重脱水、伤口感染、高烧休克的危急状态。他们的英勇事迹让我激情难捺、彻夜难眠。整整一个通宵，我在招待所的小床头柜上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根据采访日记，一气呵成写出了248行叙事长诗《战友》。    （作者当年发表的叙事诗《战友》） 在这家战地医院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因被敌人炮弹炸断手臂而截肢的连指导员。他转院临行前，用仅存的一只手紧紧抱着我的肩膀，失声痛哭。他哽咽着说，他不是为自己的伤残和伤痛而哭，而是为那些牺牲在前线的战友们落泪——他们牺牲在异国他乡，埋葬在边境的丛山密林之中，他不知道回去后，该如何面对这些战友的父母和家人。根据这段刻骨铭心的采访经历，我后来创作了散文《男儿的热泪为谁流》《让青春为祖国而发光》。 在这家战地医院，我们几乎昼夜不休地采访了4天，每个人都记下了厚厚的一摞采访日记。第五天清晨，我们跟随一支由3辆军车组成的医疗物资运输车队，趁着黎明的微光，越过了中越边境线。  车辆驶过边境线后，路面布满炮弹坑，坑洼不平，汽车只能缓慢行驶。上级下达指令，要求车队务必在当天傍晚前赶到接近前线的另一家战地救护医院。出发前领导特意叮嘱，此时部队早已攻克高平，边境线向南延伸的一段区域已划入后方范围，相对安全，但仍频繁有越南特工和民兵的袭扰活动。为此，部队专门安排了一个加强班的解放军战士，负责押运医疗物资并保障我们的安全。 “我姓丁，负责这次押运和记者同志的安全保障工作。大家在路上一定要严格服从指挥，绝对不可以擅自行动！”丁班长严肃地向我们叮嘱道。为确保安全，他专门安排我们每辆车乘坐两人，坐在篷布军车上捆扎牢固的物资中间，十几名战士则分散围坐在我们外侧，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屏障。 临近中午时分，车队途经朔江附近时，突然遭遇了敌人的伏击。敌人躲在路侧约二百米处的小树林里，毫无征兆地向车队开火。纷飞的子弹瞬间击碎了第一辆军车的倒车镜和挡风玻璃，司机的肩膀也不幸中弹负伤。  面对突发状况，丁班长临危不惧、沉着冷静，当即指挥大家立即下车，卧倒在路边一条存有半汪积水的路沟里，并反复叮嘱大家千万不要抬头暴露目标。我们几名记者都乖乖地趴在路沟里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衣服很快被积水泡透，脸颊几乎紧贴着泥泞的地面。我一时心急，悄悄抬起头想观察前方战况，刚露出一点脑袋，就被丁班长猛地按了一下头，结结实实地啃了一嘴泥。 从枪声判断，敌人的人数并不多，大约只有十来个人，一直躲在树丛里虚张声势地叫喊、射击，却始终不敢冲过来，看其作战姿态，不像是训练有素的越南正规军，更像是特工或民兵武装。而我们这边，负责保护车队和记者的是一个13人的加强班，装备清一色的56式半自动步枪，正副班长配备的则是56式冲锋枪，单从武器装备来看，就远远优于敌方。  刚下车时，丁班长并没有立即下令还击，而是先仔细观察战场态势。片刻后，他指派副班长带领两名战士，顺着弯路的道沟从侧翼向小树林方向迂回包抄。待包抄部队到位后，丁班长手中的冲锋枪率先开火，两侧火力同时响起，密集的交叉火力瞬间压制住了敌人。敌方惊慌失措，眼瞅着纷纷逃窜至小树林深处，战场随即陷入平静。丁班长见敌人枪声停止，为确保安全，又派出两名战士匍匐前进，前往敌人的伏击阵地侦查。没过多久，侦查战士返回报告：刚才的交火中击毙敌人1名，其余敌人全部逃窜；从尸体着装来看，未穿越军正规军装，应是越南特工或民兵。侦查战士还带回了一支从敌尸身上收缴的美制卡宾枪。我随手接过来，熟练地拉开枪栓、卸下弹匣，发现枪内早已是空膛。  “大家上车，继续赶路！”丁班长果断下达命令。第一辆车上负伤的司机经过简单包扎处理后，挪到副驾驶位置，由副司机接替。我们迅速拧干衣服上浸透的污水上车，车辆再次发动启程。 “你当过兵？”丁班长大概是刚才看到我熟练卸枪的动作，好奇地问道。 “我是厂里的武装基干民兵排长！”望着这些比我年轻十来岁的战士们，我坦诚地回答。这话并非虚言：1965年，我在河南省第一技术学校就读时，就加入了校射击队，射击考核成绩优异；1967年，学校群众组织接管了当地部队军械所，我当时的住处恰好紧靠枪支弹药仓库，各式各样的枪械弹药触手可及。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让我有了充分的接触枪械的机会，每天在三楼窗口对着梧桐树上的圆球瞄准，几个月下来，用步枪打鸟几乎弹无虚发；1968年，我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作后，担任基干民兵排长，曾代表企业参加军分区组织的民兵实弹射击比赛，还获得过不错的名次。只是这些经历，我不便在战士们面前炫耀——在这炮火连天的前线，他们才是守护祖国的真正主角。  “这个会用吗？”丁班长拍了拍手中的56式冲锋枪，问道。 “会用！这是仿制苏联AK-47突击步枪的56式冲锋枪，适配56式7.62毫米步枪弹，枪刺打开全长1100毫米，折叠后874毫米，全枪重4.03公斤；弹匣容量30发，单发射速40发/分，点射90-100发/分，理论射速600发/分，有效射程400米。”我一口气准确报出了枪支的核心参数。 “厉害呀！”丁班长由衷地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他或许不知道，我们二砂基干民兵连排长，训练时用过这种枪械，对于它的性能，我早已熟记于心。 “需要的时候，我和你们一起战斗！”我坚定地说。 “好！好！”丁班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神中满是信任与赞许。 车队继续前行了大约30公里，前方突然传来消息：越军为阻止我军推进，故意扒开了伏河水库，导致路面被厚重的淤泥覆盖，车辆无法通行，前方路段已严重堵塞，总指挥部正在督促抢修，让我们立即停止前进，原地待命。  负责护送的丁班长与上级联系后，接到明确指示：装运医疗物资的车辆就地待命，等待前方医院派人前来提取；随车记者原路返回南宁。由于广州军区《战士报》的两名记者是现役军人，他们的采访任务尚未完成，执意要继续前往前线。丁班长只好作出安排：自己带领7名战士留下，负责保护医疗物资和《战士报》的两名记者；副班长带领另外4名战士，护送我们4名地方记者，搭乘一辆军用“顺风车”原路返回。 当天夜里，我们顺利返回龙州县，第二天一早启程返回南宁。随后，我辗转乘车，最终回到郑州。此时，从最初前往信阳采访，到完成战地采访返程，前后正好半个月，恰好兑现了当初向单位承诺的时限。 这次战地采访虽然时间短暂，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，创作成果也十分丰硕。回到郑州后，我先后完成了报告文学《旭日初生——来自信阳木工机械厂的报告》，出版了诗集《红水河的歌》，发表了248行叙事长诗《战友》、抒情诗《柳叶》、散文《让青春为祖国而发光》等多篇作品。其中，《战友》《柳叶》还获得了多项文学创作奖项，并被收录进我的诗集《岁月里流淌的歌》，成为我人生岁月中珍贵的记忆。 原创于2026年元月26日，载《顶端新闻》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。